■ 胡湛 袁晶金贝街
近年来，数字游民现象引人注目。所谓数字游民，是指那些利用互联网获取在线工作机会，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差异，轻松地在工作和旅行之间自由切换的人群。这些青年轻装简行，依托数字技术，打破地理藩篱，实现灵活办公，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。
根据某海外市场研究公司2024年10月发布的数据金贝街，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超过4000万人，近一半数字游民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，超过1/3的人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，90%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。世界青年学生教育旅游联盟的数据显示，到2030年，数字游民数量预计将达到6000万。在浙江湖州安吉的DNA数字游民公社，就汇聚了上千名插画师、程序员、设计师等，生动展现了这一就业形态的生命力。
数字游民现象的出现，折射出青年对传统工作价值的深刻反思。数字游民脱离了朝九晚五、办公室隔挡和令人疲惫的通勤，拥有地理位置上的自由和时间自由，实现了工作形式的灵活性和个人发展的自由，有的甚至是一边度假一边工作，这完全是换了种“活法”。这体现出当代青年更追求工作的自主性、创造性和意义感，渴望工作与生活的共融共生。另据统计，数字游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时间已达58天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正在实现从“游民”到“牧民”的悄然转型。“游”或有被动漂泊之感，“牧”则蕴含主动选择与深耕之意。“牧民”姿态的确立，也标志着这部分青年正向主动建构理想生活转变。技术进步赋予他们摆脱地域束缚的能力，让其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并扎根于“心之所向”的精神家园。他们在江南古镇经营辐射全球的文创品牌，在故乡小城用代码服务国际客户……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，有机融合成为新常态，这些青年正精心培育着契合个人志趣与价值观的新工作生活样态。
展开剩余55%这种价值重构，是对传统单一成功叙事的超越。传统中国社会，要求青年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向上流动；改革开放后，在工业资本主义逻辑下，通过专业知识和勤奋工作实现职业进阶成为主流。而当下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将人生价值局限于“向上流动”的单一轨道，更渴望在“系统”之外，活出自我定义的人生意义——“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”。可以说，选择做数字游民不等于选择不奋斗，而是要想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奋斗节奏。
青年对工作的重新定义，是时代变革最敏锐的注脚，更是对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的迫切呼唤。当工作的内涵与外延被持续拓宽，传统以固定场所、工时、单一雇佣关系为基石的制度框架，已难以适配灵活、多元、跨地域的新型就业形态。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思维，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、服务青年发展的新型制度体系。在劳动关系界定上，亟须探索适配灵活就业特征的认定新标准；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，需更大力度破解跨地域、多平台、间歇性工作者的参保、转移接续难题，织密织牢流动中的“安全网”。劳动法规需与时俱进，清晰界定新型权责边界，切实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城市治理需突破传统地域思维，积极打造“数字游牧友好型”生态。更多提供便捷共享的办公空间、高速稳定的网络、多元化的短期居住选择及富有活力的社群连接，吸引并留住全球流动的数字人才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。
数字游民现象的出现，深刻反映了就业形态的时代之变，青年一代正以实践重新定义“何以为业”。他们在数字旷野中“放牧”理想的身影，不仅勾勒着工作与生活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，更预示着职业形态、雇佣方式乃至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。理解、尊重并积极回应青年对工作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新追求，不仅关乎青年发展，更关乎创新活力、人才竞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制度与政策体系唯有主动拥抱变革，与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，方能真正为每一个渴望扎根、追求价值的灵魂，提供丰沃的土壤与广阔的天地。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和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更应率先探索、形成示范，以更开放的姿态、更创新的制度、更包容的环境，成为新时代青年“数字牧歌”的理想家园，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生动样本。
（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金贝街，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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